【前沿】 杜洁、张兰英、温铁军：社会企业的社会建设 ——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为例
本文转自《探索》2017年第3期
“以个人影响社会，以事业影响环境，以社会影响国家。”、“个人为事业，事业为社会；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
——《民生公司章程》
一、导论
当前，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探索，更多开始关注政府行为之外的民间组织力量的参与和整合。其中，社会企业便是一种重要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社会企业作为彰显社会性作用的企业组织形式，不仅具有公益性的社会辅助意义，更在整体性的社会建设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研究，大多认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诞生较晚且尚处在发展之中。而本文采用历史性视角，将目光回溯至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业家和他们创办的企业，发现我国具有社会企业内涵的本土企业早已有之，且具有独特的发展推动本土化社会建设的实际经验。
上溯百余年，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随着“实业救国”话语的兴起，一批实业家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以救国图存为目标开办实业，并通过企业的经营发展带动区域性整体建设。这些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即立意于社会之发展与革新，从创立初衷、经营目标、组织形式、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真正内涵。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卢作孚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以卢作孚先生及其创办的民生公司和地处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从社会企业的维度探讨民生公司的企业经营如何与北碚本地的社区建设相辅相成。根据温铁军教授提出的“制度派生于不同类型原始积累”的理论，民生公司因其在特定历史经济环境下的资本积累方式，其与中国乡土社会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因而，社会企业与本地社区建设结合的经验模式，既有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也有助于地方的社会建设，对当代社会治理创新与新常态下企业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二、社会企业概念与中国本土社会企业
1、社会企业概念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和 “社会企业家”( Entrepreneur) 的概念源于欧洲。法国经济学家蒂埃里·让泰首先提出了“社会经济”的概念，将社会因素引入了经济体的考量分析，认为经济不应该脱嵌于社会而存在[1]。经济学家让·巴迪斯特·萨伊提出“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认为“他们并非单纯的企业创办者……（而是）那些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的人们”[2]2。
随着当代“社会企业”的演变与发展，对其概念内涵有着很多不同的讨论。英国政府把社会企业定义为“拥有基本的社会目标，而不是以最大化股东和所有者的利益为动机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都再投入到企业或社会之中”[3]。而美国的社会企业由于深受其创新的商业文化和创业精神影响，更多倡导的是社会企业家精神[4]。戴维·伯恩斯坦认为，“社会企业是无数受各种变革驱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途径的总称，是解决不为公共部门或商业手段所能回应的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2]2。
综合以上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可见，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有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2）企业化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3）社会创新；（4）团体治理结构及社区责任。
2、中国本土的早期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
目前对中国社会企业的已有研究多集中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案例，而很少以历史性视野回顾二十世纪我国早期的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笔者认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并非最近十余年才出现的，也不是简单模仿西方的产物。
19世纪末，欧洲工人通过合作社的形式促使工业生产服务自身社区生活，以缓解经济困境[4]。与此同时，面对着国危民困的清末民初的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则以救国为己任，倡导“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那时候的企业界秉持“经世济民”思想，有影响的实业家也不是西方经济学强调的个体理性去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很多地方精英以开办实业的方式积累资金，着手进行地方稳定和社区建设，又通过地方建设来降低交易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反向促进企业的发展。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本土社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传统乡土社会广泛存在的“义庄”传统与“设厂济贫”思想。根据马俊亚的研究[5]268：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清末以后一些工商业地主取代传统官僚兴办义庄。即，使用办厂收入购买土地作为公用，用于救济族内困难家庭、补助本族寒门子弟、修理庙宇祠堂、祭祀祖宗等。当时很多经营工商业的实业家及其家族多在家乡购地建立较大规模的义庄。比如，到20世纪20年代，义庄土地约占无锡土地面积的10%[5]268。
在此基础上，一些接受“实业救国”理念的新兴工业资本家开始着手对乡村进行现代社区建设。例如：19世纪末，在无锡最早创办机器缫丝厂的周舜卿，在他所居村落开展了社会建设和教育工作，“拓地百亩为之辟街衢、立警察、建桥梁、筑廛舍，而又汲汲于地方教育。开学校、建工厂、设质肆、编乡团，崇墉栉比蔚为市场”[5]268。1895年，“状元实业家”张謇则提出“村落主义”，并在家乡南通进行了长达20年的“在地化”农工商企业实践，带动了县域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6]223。而在20世纪20年代，被誉为“最有希望的农村”的上海杨思乡，也是实业家建设乡村的典范[5]269。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企业作为中国社会新型社会组织，在发挥经济功能的同时，具有重塑新型社会关系的作用。为了推动农村社区发展，这些企业特意选址在农村地区。如无锡玉祁制丝所“实施救济农村，竭力设法减低成本，使工业成为农业之副业，所址设立于农村，即雇佣该地附近农民作为女工，借使农民经济宽裕，生活安定”[5]267。这些企业的工人大部分从当地农村社区招聘而来，为经济凋敝之下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人口素质和妇女地位，也为企业自身降低了与农民的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些中国早期的本土“社会企业”，以推进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并直接参与了本土化的社区建设，较早地部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内涵特征[6]223。并且其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具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土壤与现实启示。
三、社会企业的本土化社会治理：民生公司与北碚乡村建设
此后，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们在前辈探索的基础及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进行了更有创造性的尝试。逐步超越于清末以来的“开设实业、救济乡里”的方式，逐渐发展成更为成熟、更具整体性视野、并进一步关注社区成员主体性的社区建设实践。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及其在重庆北碚进行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与中国早期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社会企业家们一脉相承的是，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创立之初，即确定“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1938年，抗战危急关头，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牺牲员工116人，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卢作孚于1925年10月创办民生公司，1927年在重庆北碚创立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7]1。随后，他和胞弟卢子英等同仁一道，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北碚从一个穷僻杂乱的山乡建设成被誉为“现代中国缩影”的模范实验区。在这个社区建设过程之中，民生公司的作用举足轻重。但，以往对民生公司的研究和对北碚城镇建设的研究往往是分开的，很少有研究将这二者放在一起[8]。其实，作为“企业”的民生公司和作为“建设空间”的北碚，是卢作孚同一建设理念下的两个部分，它们相辅相成，集中且系统地体现了其社会改良思想，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企业家的担当与创新。
1934年，卢作孚在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工作进行总结时曾说：“（我们）试作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9]278。
这不仅是卢氏在北碚推动乡村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是他运营民生公司的指导思想，更是其关于社会建设的整体思考。正是通过“社会企业”和“乡村建设”的良性互动与并行推进，同时促进在地化的“企业”与本地“社会”的“双赢”与协调发展。
本文将重点讨论民生公司作为本土企业的资本积累模式、其与北碚社会综合建设中的双向互动、以及这种在地化社会企业与本地社区建设进行有机结合的经验启示。本章将先从经济角度分析“物质建设”这个层面，随后两节将分别分析“社会组织”和“人的训练”两个层面。近年来已有不少关于民生公司与卢作孚北碚乡村建设具体举措的相关研究，因篇幅有限，本文暂不做重复。
1、物质建设
卢作孚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指出：“经济问题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和供给的问题。包含着怎么样生产，怎么样交换，怎么样消费，怎么样分配几个问题 ”[9]77。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各项建设工作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个“经济”不仅指经营利润的增加，更指为满足人们生活改善而所需的“物质建设”。也即，无论是企业、还是社区，推动整体性建设工作的核心工作都是物质建设——对公司来说，需要进行商业运作以获取利润；对社区来说，需要产业建设以带动经济发展。
民生公司从创立初衷上，就是一个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的企业，其经营投资都同时考虑了产业开发与社会服务的双重目的。要进行“整个的生产运动。……其一是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为全部的联合；……其二（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谋全部联络。……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 [9]187。可见，民生公司的宗旨体现的是社会企业的性质：从来不是投资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更主要的是社会建设。
本着这样的初衷，民生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既包括同业的整合、也包括关联产业的开拓。一方面，有效地减少了竞争风险、降低了运营成本，并在战争环境下为企业运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供需环境；另一方面，其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投资，因其与北碚地区的产业建设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位于北碚及周边地区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在一开始就和民生公司的成长相辅相成。1925年，民生公司创立，卢作孚出任总经理，当时公司开辟的第一条航线，就是穿过整个峡区的嘉陵江三峡航线[10]405。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并开始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卢作孚先生身兼二职，使得民生公司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从一开始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研究显示[11]388-409，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时间里，民生公司先后投资了95个企业，资本总额达3058万元（抗战前币值），其中大批投资都是用于北碚的产业建设。除民生公司本身经营包含的航业、机械、水电、染织、保险、代办、贸易各种业务外，钢铁、水泥、银行，以及多项文化旅游产业和教育产业，也在民生公司投资范围之内[10]406。
而民生公司在北碚的这些投资，对北碚的产业体系建设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卢作孚1934年有过这样的归纳：“我们（在北碚）积极的乡村运动开始了：第一是吸引新的经济事业。这里富有煤矿，产煤都在山间，运输不便，促成煤业有关的人们组织北川铁路。……我们又进一步联络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煤厂组织一个天府煤矿公司，准备改用机器采煤。……（还有）我们直接经营的三峡染织厂，集资经营的北碚农村银行。……可以说他们是几个现代的模型，是想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生产陈列馆，以上一些事业便首先陈列在中间。而将来的如水泥厂、发电厂、炼焦厂……是正在预备着要经营的，都将他们装置在乡村人们的理想里 [9]279”。
可见，通过发掘和整合地方资源，这些来自民生公司的直接和间接投资逐步形成了北碚的经济产业，并进一步吸引外界投资，共同促成了多门类的产业集群（包括交通、能源、金融），进而为北碚作为“生产的区域”夯实基础。
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作为白手起家的企业，在当时恶劣的经济环境下，随时面临着内外竞争、资本缺乏等重重危机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就更需要与本地乡土社会结合，通过建设地方社会，一方面获得和平红利、另一方面降低获得能源与人力资源的成本。通过北碚产业发展的路径可以看到，这些投资为民生公司的经营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提供了充足的煤炭能源供给。其中，天府煤矿产煤为民生公司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燃料[9]409。而北碚所进行的包括社会治安、社会秩序、教育文化、基础条件建设等综合性建设与良性秩序则为民生公司的航运和航道安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保障。
进一步的说，白手起家的民生公司在创立初期并不宽裕。1927年底，公司才仅有“民生轮”“民用轮”两艘小船、股本10万元（仅收足99225元）和职工75人[7]132。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仍然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了北川铁路、天府煤矿等产业。之所以选择能源和交通进行优先投资，既体现其并非“救济”意义上的扶贫济困，而是“授人以渔”更是希望以此对本地产业建设形成带动和示范作用。这恰好是卢作孚“生产的陈列馆”、“现代的模型”之目标与理念：整体性产业建设所实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真正的社会建设。
2、社会组织
卢作孚将“社会组织”放在社会建设的重要位置，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更是对社会关系进行革新的重要环节。这一理念始终贯彻在民生公司的企业管理和北碚的社区管理实践之中，他认为这种“社会组织”革新的核心观念在于“现代化集团生活”。
西方学者在新世纪才提出企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作用。早在70年前的中国，1932年7月，卢作孚就首次提出通过公司的组织形式来营造新的社会组织关系之理念。他说：“创造出一种社会的关系……民生公司是一个世界，是许多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是有社会的相互信赖的关系的一个世界。……我们努力于交通事业，是要以交通事业帮助一般社会的 ”[9]173。随后，他在民生公司的机关刊物《新世界》上明确提出“集团生活”[9]187-188的理论和要求。具体来说，他认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整个生活之相互依赖，而不是仅仅生活之某点所需；第二是集团间之悬为标准相互争夺或相互比赛；第三是因维持前两项的集团关系，有强有力的规定人们行动的道德条件”[9]257。
这些理念都并非空谈，在民生公司的日常组织中随处体现着他对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努力。他尝试通过将公司建设成一个全体成员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新式集团，以取代传统的亲族关系[12]。为实现此目标，在工作上，民生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采用招考制度选拔人才，并鼓励员工进行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各种社团和组织嵌套于公司的正式组织之中[13]；在生活上，民生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优厚的福利，包括免费膳食、集体宿舍及各种补贴[13]。比如公司在重庆南岸为员工建设了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的“民生新村”（包括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消费合作社等）[14]，此外，民生公司还有固定的周会、演讲，以及其他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公司职工还经常自编自演戏剧[14]。
通过完善的组织建设与比其他企业相对优厚的福利，民生公司形成了一个稳定且极具向心力的工作团队，或者说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其也在动荡社会中为地方创造了稳定和良好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卢作孚关于“现代集团生活”的组织革新理念也在建设北碚的过程中贯彻始终。首先，在舆论上下功夫，卢作孚在就任峡防局局长的次年就创办了《嘉陵江报》，目的就在于使北碚的民众“都逐渐能够认识现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9]254。而由民生公司在北碚投资开办的“三峡染织厂”，逢节假日，厂区就会面向全体居民开放，并专门组织民众前来参观，“把办公、上课、研究的地方以至于寝室、厨房、厕所，都让他们参观完”[15]66-67。希望对北碚居民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其次，在青年人中组建学生义勇队，采用军事化的方式进行训练，并使其投入到北碚社区的治安维持与公共建设之中。此举通过青年人的带动，焕发了新的社会风气和面貌，同时以较低的社会组织成本实现了社区公共管理；再次，在北碚兴办大量公共文化设施，通过增加农民的公共生活以拓展其公共视野。例如，通过职业教育、民众学校、短期培训等，给不同层次的民众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机会；建设公共运动场并举办农民运动会，弘扬进取品格与团队精神；建设面向民众免费开放的图书馆、平民公园和温泉公园等设施……，让峡区民众有机会接触到现代公共生活，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影响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综上可见，卢作孚试图通过企业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社群中建设一种“现代的集团生活”，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他的这一努力，在民生公司和北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行。一方面，民生公司的创新性管理经验，直接影响着北碚的产业发展，并对北碚民众产生了积极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北碚民众在社区公共意识增强后，有利于在地化低成本良性治理的完成，同时也为民生公司及相关企业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储备。
3、人的训练
作为一名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卢作孚的眼光非常长远。在他看来，创办公司也好、建设实验区也好，其根本目标在于训练能够适应于理想新社会的人。他认为：“我们必须知道人的新的行动没有训练完成之前，新社会是不容许产生的。……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 ”[9]239-241。这种人的训练，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训导培训，也包括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方面的教育和熏陶。
民生公司自身一直非常重视员工的教育，在创立初期就强调“从人才中求经济[16]”。1928年初即已采用考试制度选拔人才，逐步形成“低级人才过考，高级人才过找”的人员选拔方式。凡考入民生公司的人，都要经过军事和业务训练，考试合格方可派遣到工作岗位。工作过程中，针对员工的文化水平，公司还组织扫盲、读书活动、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娱活动等，持续不断地为员工提供各种培训和学习机会。教育形式多样，既有集体的授课讲座、也有“能者为师”的个人指导、还有外出委培的专题学习[16]。同时，总公司设有图书馆，分公司和轮船上则设有“固定文库”或“巡回文库”[16]，共同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北碚地方的教育工作也系统全面的展开。学生队、峡区实用小学、民众学校、兼善学校、平民图书馆、短期培训班……多种教育文化设施逐渐设立，同时还有更为灵活广泛的民众教育[9]186。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北碚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的建立。卢作孚在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伊始，就发现依靠旧的团练组织方式不足以建设新的社会秩序，故尝试采用新的措施培养既有牺牲精神，又要能够带动民众、推动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据卢子英之女卢国模回忆，“从1927年起，卢作孚亲自主持，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在峡区内招收了500余名16至25岁的青年，组建起学生一队、二队、警察学生队、以及少年义勇队一、二、三期。[17]”学生队和少年义勇队由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卢子英亲自担任队长，他强调“成人重于成事，人才重于资财[17]”。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对青年们进行体质、组织、能力、思想等多方面的训练，并率领他们参加峡区各项公共建设。毕业后，队员们很多成为北碚地方事业或民生公司的骨干人才。可以说，在资金匮乏、资源短缺、匪乱横行的社会背景下，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的组建，为重振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北碚还根据在地企业的需要开办了各种专业培训班，比如为民生公司的业务需要而专门开设“水手班、茶房班、理货员班及护航员班等，前后培训了1000余人[17]”。1938年，在民生公司的参与下，由卢子英发起成立北碚“文化基金委员会”（简称“文基会”）[18]。文基会的资金来源于各界捐赠以及部分地方公营创收企业，其资金重点用于文化、地方事业的开支，支持了北碚的科学、医疗、文化事业和地方建设。这也为抗战时期北碚成为大后方的文化重镇打下重要的基础。
正是这些宽泛和基础性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民生公司及其投资的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厂……等在地企业企业提供了一大批训练有素且理念认同的高素质人才，降低了企业的人力建设成本，提供了动荡岁月十分稀缺的“和平红利”。同时，企业的平稳发展，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与各项建设的物质基础。
五、结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社会建设经验
卢作孚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其有不亡的保障 [9]272” 。如果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是其中的一个试验，以“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9]267”。那么，民生实业公司则是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另一个试验。民生公司的企业运营和北碚地区的社区建设，是其社会建设思想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民生公司在成功进行企业经营的同时，亦卓越地实现了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是早期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作为主要创办人的卢作孚先生，更是我国社会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经营大量产业却无个人私产，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他以整体性的社会视野，既成功运营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及相关产业，同时规划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1927—1949）；既致力于创建一个服务社会、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新型企业，更希望通过综合性社区建设以培育社会和回馈乡土。
同时，在经济环境不利、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借助与本地乡土社会结合的方式，降低成本、转化危机、化解风险，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以卢作孚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本土社会企业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创新经验、社会胸怀和探索精神，值得今天的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认真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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